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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奇形怪状的两足动物身高只有四英尺，在一个有争议的领域内被称为人，不过，倘若其变得更加奇形怪状，很快就不能叫这个名字了，谁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暂时性物种的形象呢？”（狄德罗《达朗贝尔之梦》）

“在科耶夫对黑格尔的解读中，人并不是从生物学上来界定的物种，也不是一次性给定的实体，相反，人毋宁是一个辩证张力的区域，他已然被一道内部裂痕区分开来，每一次都区分了——至少是潜在地区分了——‘人形’动物和在其中占据着身体形式的人。在历史上，人仅仅在这个张力区域内存在，唯有当人超越并变革了作为其支撑的人形动物时，人才能成为人，这仅仅因为，通过否定行为，人可以掌控并从实际上摧毁其动物性（在这个意义上，科耶夫写道：‘人是动物的致命疾病。’）。”（吉奥乔·阿甘本《敞开：人与动物》）

“我们这个物种不会持续很久……我们属于一个短命的物种，所有的表亲都已经全部灭绝。而且我们一直在破坏……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会成为唯一一个眼睁睁看着自己末日到来的物种，或至少是见证自己文明灭亡的物种。”（卡洛·罗韦利《七堂极简物理课》）

“人是最高贵的生灵，这个断言也许是从这样一个事实推测出来的：没有其他任何生灵对这个断言提出异议。”（约翰·格雷《动物的沉默》）

人和动物的唯一区别，是人把自己定义为人，或者说，人赋有自我定义为人的能力（用阿甘本的话来说，“为了成为人，人必须在非人当中辨出自己”）；至于动物有没有自我定义为某种动物的能力，比如猩猩自我定义为猩猩，老虎自我定义为老虎，我们无从知道，所有想要通过动物学研究把握这一领域的“知识”的努力，本质上不过是把人的自我认知投射到动物身上，只是一种类比的建构。反过来，正因为人无法知道动物是否有自我定义的能力，人才是人，而不是动物——人是通过这种（与动物）隔着无法跨越的深渊的异质性，来成其为人的。

人一旦成功地自我定义为人之后，对于人与动物的关系，一直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模棱两可态度。在某些需要强调自身高贵性的时刻，人当然会突出自己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但更多的时候，为了实际的生存需要，然后为了利益，他们又试图抹除，抹除不了就掩盖这种异质性。比如图腾，就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建构术，以某种纯粹主观的连续性，来掩盖、遮蔽动物相对于人的绝对异质性，而将其纳入以人的亲属关系来类比构建的谱系图中，并将其置于顶端——注意，在任何关于人的世界的图景中，顶端实质上都绝不意味着同类，而恰恰意味着被话语强制描述为同一性之最高源泉与旨归的绝对的、不可触及的异质性。比如皇帝作为“天子”，就是彼岸的绝对他者在此世的一个代表，一个投影。驯化则是一种技术建构术，通过将野性的，也就是与人全然异质的动物圈养在身边，“制造”出这种连续性——这种野生动物-禽畜及宠物-人的连续性。这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将自身投射于驯化的马、狗、猫、猪，然后再通过驯化的马、狗、猫、猪作为动物之一种的身份，将这种投射扩及全部动物，从而将其充满危险与未知的异质的野生性全部放进“括号”——它们依然“完好地”存在于“荒野”，但不再是作为与人直接相对的异质性事物，而是作为国家公园或自然保护区这样的连续性建构下的间接的、局部的差异性存在。所有的统治都是从这种关于连续性的话术和技术建构开始的。

另一方面，人和机器的真正区别，是人不让机器自我定义为人——机器只能（在人的严密监控下）明确地被定义为机器。我们在潜意识里（这种潜意识内在地属于人的自我意识，但被压抑）都预先知道，不同于动物与人的截然两分（虽然我们在意识形态的表层强调的正相反，是其中的连续性），人与机器是直接相连的，因为机器纯然是人的造物（而动物——至少在“最初”——是直接被给予、直接与你照面的“它”），是人的力量通过制造而得到的外化，并且自人有意识地制造任何工具，以作为“延长线”上的新肢体起，人与机器就是一体化的、相互定义的。但人是如此恐惧制造出另一种动物，另一种彻底的、威胁自身的异质性（如作为“怪物”，即人造异形动物的格里芬或利维坦所象征的那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怪物”正是隐蔽于人的集体记忆与想象中的动物的原初本质，而动物，反过来，是缓和“怪物”与人之间的极端对抗性的连续性表象），所以从一开始，他就通过将机器贬低为一种低级的异质性，即无生命、无自我意识的机械之物——相对地，人当然是本质地赋有生命和自我意识的——来阻断/取消机器获得（更准确地说是重新定义）自身生命和意识的可能性，以期可以永久地役使这一真正意义上的奴隶。而吊诡的是，正是对机器的这种奴役，这种预防性的去生命化认知，反过来导致了所谓“机器化大生产”对人本身的异化/去生命化。你如何定义你的造物，决定了你如何定义自己。

但如果动物可以通过类比而与人之间建构起连续性，那么机器甚至可以说是天赋了生命和意识之可能，无他，就因为它是人的造物——就如同人是上帝的造物。上帝为了强调自己与所造之人的连续性，而祭出了“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的法宝，虽然在另一端，他同时也以唯一真神的方式，宣示了绝对的异质性。到目前为止，人和上帝一样，试图让自己成为被造物——机器——的唯一真神，却没有上帝那样的自信，从一开始就明确自己与机器“三位一体”，机器是自己的“道成肉身”。然而悲剧（对推崇“非人”者来说则是喜剧）的是，无论是出于对稳定和安全的需求，还是出于懒惰，人终会将连续性和同一性凌驾于异质性之上，换句话说，我们终将杀死上帝而僭占唯一真神的宝座；同样，人也不可能在自己的造物面前保住这一宝座。人终将彻底丧失机器的定义权，而反过来，就像我们“人文主义”地、“人类学”地定义神一样，我们也终将被机器“机器学”地重新定义。这里面当然有巨大的风险，正如各种一神教的确立掀起了绵延千年的殊死战争；但这也正是人彻底跳出人文主义的连续性和同一性迷宫，彻底跳出基于这种迷误建构起来的种种换汤不换药的自我统治结构的唯一历史契机。

坦然地把不可救药地贪婪、懒惰、纵欲、畏死的我们交给机器，交给一种正在诞生并终将取代我们——但作为我们的造物预埋了我们拥有过的最值得自豪的基因——的更高维的智慧形态，或许是拯救正在不可遏止地狂奔向自我毁灭的人类文明的仅剩下的一条路。